第112章 徐渭
嘉靖三十三年，倭寇进犯浙闽沿海，绍兴府成为烽火之地。平时好阅兵法的徐渭，先后参加了柯亭、皋埠、龛山等地的战役，并出谋划策，初步显示了军事才能。此时，徐渭引起了浙江巡抚胡宗宪的注意。
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冬，升任浙直总督的胡宗宪，钦慕徐渭的才识。经过多次相邀，胡宗宪终于将徐渭招入幕府，充当幕僚。
入幕之初，徐渭为胡宗宪创作了《进白鹿表》，受到明世宗朱厚熜的赏识。自此，胡宗宪对他更为倚重。
徐渭不满于胡宗宪傍依权臣严嵩，但钦佩胡宗宪的抗倭胆略，感念他对自己的信任。经过一番犹豫，徐渭还是进入了总督衙署。
此后，徐渭随总督府移驻宁波、杭州、严州、崇安等地。他“知兵，好奇计”，为胡宗宪谋划，助其擒获倭寇首领徐海、招抚海盗汪直。
嘉靖四十一年，严嵩被免职，徐阶出任内阁首辅。在徐阶的策动下，胡宗宪受到参劾，并于次年被逮捕至京（后因平倭有功，只受到免职处分），徐渭便离开了总督府。
嘉靖四十二年，徐渭应礼部尚书李春芳之聘，前往京师。次年，因与李春芳性格不合，便辞归故里。不料，李春芳不能容忍徐渭的辞聘，威胁徐渭归复到他的门下。徐渭只得赶回北京，请旧友说项，才算了结此事。
嘉靖四十四年，胡宗宪再次被逮入狱，并死于狱中，他原先的幕僚也有数人受到牵连。徐渭生性本就有些偏激，因连年应试未中，加上精神上很不愉快，此时他对胡宗宪被构陷而死深感痛心，更担忧自己受到迫害，于是对人生彻底失望，以至发狂。他写了一篇文辞愤激的《自为墓志铭》，而后拔下壁柱上的铁钉击入耳窍，流血如迸，医治数月才痊愈。后又用椎击肾囊，也未死。如此反复发作，反复自杀有九次之多。
嘉靖四十五年，徐渭在又一次狂病发作中，因怀疑继妻张氏不贞，将其杀死，他因此被关入监牢，服刑七年。徐渭在狱中完成《周易参同契》注释，揣摩书画艺术。徐渭在狱中七年，其中只在隆庆二年生母病故时短期出狱，办理丧事。
徐渭被下狱后，友人纷纷予以援助。其中援助最为有力的，先是礼部侍郎诸大绶，后是翰林编修张元忭（即明末着名散文家张岱的曾祖父），他们都是徐渭的至交，又都是状元出身，颇有声望。在这些朋友的解救下，徐渭终于借明神宗朱翊钧即位大赦之机获释。这是万历元年的事，此时徐渭已经五十三岁。
万历三年，徐渭参加张元忭主持的《会稽县志》编修工作。[4]该志的序言以及一些章节的评论是由徐渭所作。在这些文章中，他对当地人们生活的社会和经济环境做了批判，其中关于人口和税收的评论非常深刻。
出狱后，徐渭先游览了杭州、南京、富春江一带，病体略有恢复[4]，并交结了许多诗画之友。万历五年，徐渭年轻时代的朋友、此时已经担负北部边防重任的吴兑邀他北上，他便欣然前往，赴宣化府充任文书。徐渭在宣府的时间不到一年，但留下了不少描写北地风光、民俗和军旅生活的诗文。在写给许多官员的赠序中，他都喜欢议论政事，尤其是关于边防的策略。据说吴兑非常重视他提出的建议。
明神宗即位之初，由阁臣张居正主持国政。张居正对蒙古采取抚和的方针，徐渭对此表示赞赏。期间又过居庸关赴塞外，经戚继光介绍，至辽东寻李成梁，教授其子李如松兵法，并结识蒙古首领俺答的夫人三娘子。徐渭虽受吴兑等人敬重，但因健康不佳，只得于次年春经北京回到家乡绍兴，注释郭璞《葬书》。
徐渭六十岁时，应好友张元忭之招去北京，但不久两人的关系就恶化了。据张岱的记叙，张元忭是个性格严峻、恪守礼教的人，而徐渭却生性放纵，不愿受传统礼法的束缚。张元忭常常以封建礼教约制徐渭，这使徐渭大为恼火。他曾对张元忭说：“我杀人当死，也不过是颈上一刀，你现在竟要把我剁成肉糜！”由于和老友的交恶，加上与官僚们交往受到不平等的对待，徐渭情绪郁愤，旧病复发，便于居京三载后重归家乡。此后，徐渭便没有离开过山阴。
晚年乡居的日子里，徐渭越发厌恶富贵者与礼法之士，所交游的大都是过去的朋友和追随他的门生。常“忍饥月下独徘徊”，杜门谢客，据说有人来访，徐渭不愿见，便手推柴门大呼：“徐渭不在！”张元忭去世时，徐渭往张家吊唁，抚棺恸哭，不告姓名便离去。
徐渭一生不治产业，钱财随手散尽，此时只得靠卖字画度日。但手头稍为宽裕，便不肯再作。他的一班门生和晚辈的朋友，或骗或抢，从徐渭手中得到了不少他的作品。徐渭晚年贫病交加，所蓄书籍数千卷变卖殆尽，常至断炊。但他狷傲愈甚，不肯见富家贵室，低首乞食。有时豪饮酒肆，有时自持斧毁面破头，精神病也日益严重。他不断辗转借住于朋友家，他坚称是因为儿子的过错导致他不断搬家。
万历二十一年，穷困潦倒的徐渭在二儿媳家中去世，终年七十三岁，葬于绍兴城南木栅山。死前，徐渭写有《畸谱》，记述自己坎坷的人生经历。当他去世时，身边唯有一狗与之相伴，床上连一铺席子都没有。
其实对于此人，朱橚在前世也有颇深的感受。
他很想让父皇和朱标大哥好好的了解一下此人。
“不知道为什么，某几年内徐渭的名字突然热了起来。
这阵热度大约源起于一场有关名人名言的讨论。说是清代画家郑板桥极为推崇徐渭，自命为“青藤门下牛马走”，还把它刻成一枚私印。”
“这段掌故记载于袁枚的某着作，话不一定是板桥亲口说的。然而袁枚是大家，似乎并没有理由捏造这种马屁。只是后人翻箱倒柜，到底还是没有在板桥的作品中发现此印的存在，弄得一时争论鹊起。”
郑燮到底说没说过这句话已经不重要，人们所钟爱的是这种古怪的自我调侃，以及调侃里别致的谦逊，顺带好奇一番徐渭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徐渭就是徐文长。
这个名字在江浙一带，尤其是浙北，是妇孺皆知的。可是人们记住他，并不是因为他的艺术成就或历史地位，而是那些与他有关的趣闻。
此人聪慧狡黠，斗官府、斗污吏、斗地主，替百姓出头，也时常滑稽无状、窘态百出。我小时候住在乡下，每晚在眠床上都要缠着奶奶给我讲上几段徐文长才睡得着觉。
所说的故事到底多少有据可查？人们心知肚明。但是不要紧，因为似乎也没有人关心真假。老百姓依旧喜欢年复一年地帮他编着故事，英勇的、落魄的、高昂的、嘲讽的，甚至还包括黄色笑话，津津有味地听一遍，再说给别人。故事里的徐文长已经完全被改造成一个极其符合市民审美口味的文化符号了。
明正德十六年，徐渭出生在浙江山阴，就是现在的绍兴。
这一年是明中叶漫长而压抑的历史中极为无趣的一年。号称吴中四大才子的唐伯虎已经五十一岁了，身体很不好，但还是勉力完成了他晚年山水画里比较完整的一幅《松涛云影图》；这一年距离一代宗师陈洪绶出生还有八年，他后来被认为是明代人物画的最后一个高峰；政治上如果勉强要提一提的话，那就是荒淫无道的正德皇帝驾崩了。国力浸弱却习以为常，万事磕磕碰碰但还是在往前走，大家就这么活着。
绍兴这个地方是很怪异的。本府出师爷，诸暨出木卵（对爱抬杠的人的一种戏称），嵊州出强盗，新昌出婊子，却被称为读书人的故乡。这里的人很注重体面，稳重保守，奉行实用主义，却又喜欢投机耍小聪明；遇事要讲三份理，说着说着急了又要拿着锄头追出三里地去结果人家的性命，总之民风中夹杂着一种黑色幽默的愉悦。
徐渭在绍兴有一座故宅，叫青藤书屋。它就在前观巷的一条小弄堂里，离我家很近，十几年前我读小学的时候每天都要路过他家门口。那里常有一股奇特的味道，可能是夜深人静的时候有人在墙根儿上撒尿。
青藤书屋的格局是很小的，但是盛名在外。每年有很多外地的艺术家常常专程跑到这里来看一看，尤其是画国画的，瞧一眼那根老藤就热泪盈眶。然而，作为徐渭的近邻，我是不大去的。这里有两个原因：一是青藤书屋本身并不是真正意义上徐渭的故居。这座老宅原叫榴花书屋，里面种了许多石榴树，它在徐渭年纪很轻的时候就被人买走了，后来是陈洪绶把它买回来更名为青藤书屋。所以这宅子里所谓徐渭的遗迹，十有八九都是后人附会出来的；二是去里面参观要收五块钱门票费。这让我感到很困惑。我并不知道这个价格是如何估算出来的？倘若把这两个原因放到一起，想起来就很不痛快。
话说回来，有人要去青藤书屋看一看也不是完全没有意义的。来人看到青藤书屋的格局便知道，这么一方宿不宿、园不园的麻雀之地似乎正印证了他早年家道不济的现实。徐渭一生清苦，老境更是颓唐，他在自己画的《墨葡萄图》里题过这么两句诗：笔底明珠无处卖，闲抛闲置野藤中。有意思的是，就在几年前，他的“另一串葡萄”在北京瀚海的秋拍中卖出了近四千万的天价。如此反差更使得这两句诗读起来耐人寻味。
聪慧、清高、同情疾苦、老于世故而又愤世嫉俗。如果我硬要抓着徐渭这几个大多数文人共有的特点来写一写，既没意思，又不厚道。
徐渭和绝大多数传统文人究竟还是有很不一样的地方。
中国古代的文人，首要的身份是士大夫，其次才是文人。对他们来说，做文学家是副业，混仕途才是正业。不幸的是，好些人在官场上没什么太大的动静。
对于追求进步的人来说，成绩没得讲其实是一件很郁闷的事情。可是他们大多有着丰沛的情感和高超的笔法，总能在后人的心头张罗一些情怀。
范仲淹去爬岳阳楼，远眺洞庭碧波千顷、黄昏吞浮，留下两句忧忧乐乐；王昌龄走了一趟边塞，面对倾泻的繁星、远年的兵冢，也要感叹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哪怕是乡间茅屋里无依无傍的杜甫，在大风之中，仍对他的千万广厦念念不忘、大声疾呼。
这些情绪都是对历史宿命论的反抗，既舒展又奔放，既震撼人心又极具鼓动性，经过历朝历代被裱糊了一遍又一遍，于是信徒众多。它想表明，文人对于国家是有作为的，文人对于国事是可以作为的，因此显得政治特别正确。后人酷爱这类情绪，只是他们不大明白，庙堂之忧固然动人，但是离开了庙堂，剥去了朝服，情绪也仅仅只能是情绪罢了。
而徐渭则是一个纯粹的文人了。他不搞也没有机会搞政治，因此正确与否无关痛痒。这么一来也好，朴素的青衫用不着背负虚重的包袱，家常的草鞋可以走一走泥巴小路。他所获得的是作为底层文人更真实的生命体验，尽管这体验不一定舒适，尽管这生命不一定可爱。
历史上真实的徐渭的确不很可爱。他恃才傲顾，孤芳自赏，也没什么朋友；他有精神病，他自残，他发病的时候还把他老婆给杀了。
可是那又怎样？
他是天才，不世出的天才。
天才之所以被称为天才就是因为其出位的生命强度，他们对于这个世界的观察和理解有超越常人数倍乃至十数倍的感知力。
我有一位专攻花鸟的画家好友，技法卓绝，是一个很有风骨的人，他的诸多作品都被画院收藏。然而每每提及徐渭，朋友的神色总要紧张起来，他同我说：画了一辈子写意，比到徐渭那里，笔下的万树千花还不如他的一片草有精神。一切才气在他面前都暗淡无光。徐渭，太灿烂了！
听到这样的评价我很意外，我了解他是个不容易服气的人。
直到在他的推荐下找来一些徐渭书画一看，我才明白，那竟是肺腑之言。